解学芳，臧志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2-01-01

解学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长聘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上海市曙光学者、上海市浦江人才，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同济大学艺术与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文化产业规划与研究中心副主任

臧志彭，管理学博士，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数字传媒与文化产业学科负责人，数字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典型数字技术进化的结果，从产业发展本质上说，是创意产业在新兴数字技术进化推动下的创意经济进化过程。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其中。2020年，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为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和数字创意产业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数字创意产业体系尚不健全，产业规模普遍偏小、技术创新能力弱、竞争力不强、文化市场制度配套滞后，亟须研判国际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探究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逻辑与创新边界，为我国数字创意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本书实证研究所采用的数字创意产业范畴主要基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同时结合“北美行业分类NAICS”中的相关行业进行数据采集和建立相关数据库

选择上市公司数据是因为上市公司代表了产业最为先进的生产力，并且其数据一般是经过审计的、相对可靠的公开可查询数据，从而使产业中观层面的国际比较、行业比较更具可比性；而且在具体指标设计上，本书选取营业收入指标（《财富》世界500强排名也主要采用这一指标）、税前利润指标（排除税制差异）等全球可比性较强的通用性指标，确保了研究结果避免各国制度差异带来的影响，从而展示出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的集聚图谱

文化产业和数字化技术相结合，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数字创意产业（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麦克卢汉与雷蒙德·威廉斯就曾对媒介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Blythe认为，在数字化再生产时代，创意产业成为英国经济振兴的重要工具。[3]

国内关于数字创意产业的研究虽然可以追溯至2000年，但是在长达近20年的时间里研究比较分散，产业总体层面文献数量比较匮乏。数字创意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门类，其正式的产业名称确立于2016年，而在这之前学术界的研究对象关键词非常零散，提出了数字传媒产业、数字内容产业、数字文化产业、数码创意产业、数字艺术创意产业等新的概念

中国知网“数字创意产业”主题词高级检索模糊匹配关键词共现网络注：检索截止时间：2019年12月。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处于政策红利与市场需求驱动的高速发展阶段。[30]目前研究数字创意产业特征的文章并不少，大致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两个维度，以及产业分析角度、社会需求角度、当前发展角度三个主要面向

在社会需求角度，陈洪、张静和孙慧轩认为数字创意产业之所以成为很多国家新兴产业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力量，是基于其需求旺盛、互动体验、传播便捷、环保节能等特点。[35]在当前发展角度，国家信息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组调研了张江文化产业园区，通过对阅文集团、河马动画、精灵网等业内龙头企业的实地走访，总结出数字创意产业当前发展的五大特征分别为：快速发展生机勃勃；社会资本投资新风口；“技术+内容”是数字创意产业的竞争焦点；为大众创业提供平台，拉动非传统就业；易于跨界，增值空间巨大。[36]

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的数字创意产业主要有以下七个细分领域：网络文学、动漫、影视、游戏、创意设计、VR（虚拟现实）、在线教育。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细分领域研究的整体特点是研究成果交叉度高、针对性强。[43]

此外，不同业态间的跨界融合也是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涉及网络文学与动漫产业的融合发展研究、电子游戏动漫等新兴产业的研究。总的来看，目前学界对传统文化产业业态分类研究较多，对业态融合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只停留在现状描述，缺少内容的创新和对新兴业态的深度探析。

数字创意产业的空间分布状况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地区数字创意产业各部门、各要素、各环节在地域上的动态组合与分布。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空间分布不平衡的现状，大致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重合。[44]从整体来看，中国数字创意产业空间分布具有东高西低、从东向西依次递减的阶梯状排列特点，西部数字创意产业综合实力明显落后于东部。[45]

“数字内容产业”这一概念是1995年西方七国信息会议上提出的，1996年欧盟制定了《Info2000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数字内容产业包含移动内容、互联网服务、游戏、动画、影音、数字出版和数字化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60]

2016年9月，由文化部和江苏省政府主办的“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峰会”发布了《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指出中国数字创意产业有36948家企业、将近384万从业人员，2015年行业产值为5939亿元，占GDP比重仅为0.7%，与英国8%相比尚有10多倍提升空间。[67]

由于数字创意产业是建立在全球联通的互联网基础上，研究数字创意产业必然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国际比较视角，这是现有研究尤其需要加强的。[68]

关于数字创意产业的内涵，《“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起草组专家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以创意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引领新供给、新消费，高速成长的新型文化业态，主要通过互联网、手机和移动智能终端等与ICT密切相关的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呈现生产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消费信息化的特点”。[69]

“产业”是载体，承载了数字创意不断孵化发展壮大的生长过程。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规律，然而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为数字创意提供产业化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基础环境，做好公共服务；二是培育和规范市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数字创意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更好发挥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为数字创意产业研发、生产、运营各个价值链环节提供基础动力。

周城雄、周庆山在梳理中国数字内容产业政策演化情况的基础上，指出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产业规律的把握，完善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工具体系。[85]周格非等对中国数字内容产业的法律法规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数字内容产业政策存在现有政策工具体系搭配不协调、政策工具体系结构失衡、与产业活动不匹配等诸多问题。[86]此外，一些区域性视听政策被工具化的政治性特点比较明显。[87]

在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创新方面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技术集聚水平不高，网游企业协同创新意识缺乏，原创内容与IP资源开发不足，知识产权运用、管理与保护方面不足，创意成果流失，侵权现象屡禁不止，创意人员激励不够等。[95][96]由于版权保护的关键是限制数字解密技术应用，但很大程度又会限制技术创新，使得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处于两难的困境。[97]

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演化的三维创新驱动机制

20世纪60年代末期，人类发明了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可供千人同时在线的PLATO远程教育系统，并在此基础上开发了第一款远程连线网络游戏“SPACEWAR”[109]，这其实可以被看作数字创意产业的最早开端。

1946年以来数字创意产业内容、技术与制度协同创新简要梳理[116]

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及其衍生、共享、嫁接和外溢效应

从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文化产业发展进入高速发展期，并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开启，一系列相关政策出台，为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地位随之不断发生变迁

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地位实际上从2009年逐渐确立起来。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指出文化创意、数字内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2010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虚拟技术，促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数字内容等重点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2012年，《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纲要》提出通过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和催生新的文化形态与业态；2014年，《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将加快发展数字内容产业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进，加强科技与文化的结合；[138]

第五节 数字创意产业战略地位的政策变迁

2004—2015年国家颁布的文化相关政策的统计，在625部相关文化政策中，“数字”一词出现的频率高达3236次。[137]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地位实际上从2009年逐渐确立起来。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指出文化创意、数字内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

第二章 “互联网+”时代数字创意产业跨界演化[54]

以上市公司为例，超过25%的文化类上市公司直接聚焦在网络信息、网络游戏、网络视听等领域，超过90%的文化上市公司直接或间接进入互联网领域，引领着文化产业走向真正的多元跨界发展时代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数字创意产业发展阶段开启

统计数据指出，互联网文化产业公司的市值将占中国文化产业总市值的七成[3]，互联网对传统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市场带来创造性破坏，而文化产业的发展则深深刻上互联网基因的烙印，特别是以BAT为首的互联网公司相继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颠覆了传统的文化龙头企业的市场地位。

互联网类文化上市公司是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主体。从数据来看，我国文化类上市公司数量（含境外上市）已达346家，其中文化信息传输服务业上市公司数量最多（见图2-1），高达92家，占总量的26.4%，超过1/4。[4]文化信息传输服务行业属于新兴领域，包括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增值电信服务业（文化部分）、广播电视传输服务业等。

2010年以来，文化类上市公司仅分布在32个细分行业里。其中，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的上市公司总量位居第一（拥有65家上市公司），占文化类上市公司总量的18.79%，约为1/5；且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平均增长速度最快，这与近年网络游戏公司、网络视频企业、手机游戏公司纷纷登陆资本市场的发展态势是吻合的。与此同时，文化软件服务行业居于第二位，有30家上市公司，约占文化类上市公司总量的8.67%，且增长迅速；既反映出文化软件服务作为新兴行业技术应用典范的优势，也凸显出文化软件服务行业与互联网信息服务、网络动漫、网络游戏、多媒体等数字内容行业的内嵌式发展关系。由此可见，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与互联网时代息息相关，自2010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与崛起阶段。

2016年文化类上市公司细分行业分布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文化企业生命周期演化机理

首先，互联网信息服务、增值电信服务（文化部分）、文化软件服务（多媒体、动漫游戏软件开发与数字动漫、游戏设计制作）等数字行业的文化上市公司正处于成长期

其次，新闻业、出版业、电视电影、娱乐休闲服务等行业的文化公司处于成熟期。成长期的高增长指标大部分回归正常增速

最后，传统的出版发行、广播等行业的文化企业处于衰退期。文化企业的主要业务开始明显下滑，退货、滞销开始频繁出现——主营业务收入大幅下滑，新的竞争对手正在加速吞噬原本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

文化公司生命周期演化趋势围绕正向老化与逆向重生展开。文化相关产品生产企业与传统的文化行业处于正向老化的居多，其中以粤传媒、号百控股、黄山旅游、长城电脑等传统传媒行业与文化制造业企业为代表的文化公司表现出严重老化的发展趋势。此外，乐视网、网宿科技、生意宝、广电网络、鹏博士等网络文化企业主要以正逆均衡为主，而这个阶段的华策影视、华侨城A等传统文化产业则与新媒体、新技术积极进行跨行业、跨产品融合，实现重生。

第三节 “互联网+”时代数字创意产业跨界发展逻辑

在“互联网+”大背景下，数字创意产业业态裂变与融合进一步加剧，也诱发新的游戏规则[15]，特别当内容入口与场景入口被成功打通以后，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显得尤为重要。

互联网基因的注入将高端文化制造业推上全新的发展舞台，具有高技术含量、高智能化、高附加值与物联网特点的高端文化制造业成为传统文化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方向。

第四节 “互联网+”主导数字创意产业混业经营模式[55]

所谓数字创意产业混业经营，是指数创企业主营业务不再以单一的数字文化类创意类业务结构为主，开始进入多品种、多业务、多形态、多方式的产品经营结构。

（一）新闻出版行业：新旧融合

2015年，“中央厨房”概念（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次传播、多平台传播）作为全面推进融合创新的抓手，直接带动了新闻出版业产品的多元化、数字化。新闻出版行业的混业经营特色明显，除了传统的报刊、图书出版与发行、音像制品、广告、印刷、文教产品等，还有新兴的网络服务产品——网络广播、网络视频等视听产品、网络游戏、移动游戏、电子商务等，以及跨行业的产品，如电子商务、数据服务、旅游服务等

2014年与2016年新闻出版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占比比较

新闻出版行业完全走上混业经营的模式的典型是浙数文化。2017年4月14日，浙报传媒更名为浙数文化，剥离传统出版业务，完全转型为互联网数字文化集团，反映出其拥抱互联网、数字娱乐与大数据的迫切性。从2016年浙报传媒的年报数据来看，其混业经营的特色最为明显，包括广告及网络推广业务、在线游戏运营业务、报刊发行业务、商品销售业务、信息服务收入、无线增值服务、印刷业务、衍生品销售与平台运营等业务。其中，商品销售、广告及网络推广、在线游戏运营是其三大核心业务，营业收入额达22.57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63.6%，而且在线游戏的主营利润最高，占总利润的43.2%；而原先的核心业务报刊发行营业收入额仅为3.42亿元，占总营业收入的9.6%

（二）电影行业：互联网基因凸显

从2016年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业务作为核心主营业务的情况来看（见表2-4），中国电影（99.0%）、橙天嘉禾（99.8%）、阿里影业（98.9%）、北京文化（86.7%）、当代东方（87.9%）、上海电影（70.6%）等的主营占比较高，且还涉猎旅游、酒店、广告、会展、物业出租等其他传统业务；而光线传媒、华谊兄弟、华策影视等企业的跨界经营已形成规模，除了其原来的影视业务，还涵盖了网络游戏、网剧、视频直播等新兴主营业务

总的来看，电影企业主营业务主要集中在影视制作、综合经营、影视平台、影视设备、后期制作、影视技术、影视投资、影视策划、影视院线等方面。

（三）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价值链重构

互联网信息服务行业的混业经营是对产业价值链的极限开发，带来了多类型主营业务：一是信息咨询服务、信息传播服务、增值服务等信息服务业务；二是移动游戏、网页游戏、动漫、网剧等的制作、运营，以及其他互联网娱乐服务，属于互联网文化内容服务业务；三是信息技术（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广告、会展、电子商务等业务，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相关业务；四是宾馆酒店、保险、担保服务、外贸、燃气生产与供应等其他跨界业务，属于互联网信息服务的外围业务

表2－5 2016年互联网类文化产业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比较

糖心vlog在线观看

第五节 “互联网+”时代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

一 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理论基础——协同创新

二 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涵界定——基于协同创新视角

科技创新能力包括三大体系，即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和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并且在创新要素方面，有3T（人才、科技、文化包容性）理论和5F指标（人才、技术、产业、制度及社会等架构）等。[37]

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业态，自身就是“创造性的破坏”，有着区别于其他经济形态的独特属性，因此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比一般科技创新能力体系更为复杂。

微观层面上的文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主要是指文化企业对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对科技人才的管理投入、对产品创新的营销投入、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等，属于科技创新能力的内部核心体系；中观层面上的数字创意产业园区科技创新能力，主要是指数字创意产业园区在一定空间内对文化、技术、制度等资源进行集聚，致力于实现数字创意产业园区各文化企业价值链“纵横联合”的创新能力；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及各级政府科技创新能力，确切来说是指各级政府给予文化企业或数字创意产业园区在金融、财税等方面的制度支持能力。后两者属于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外部生态体系

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构成

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内外部要素在各个环节形成了“五位一体”的反馈圆环，相互作用，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和链条结构，形成了正向或反向交融的复杂关系，共同构成了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特有维度（见图2-5）。

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要素的逻辑关系

然而，与西方发达数字创意产业强国相比，我国文化企业仍然存在散、弱、小等发展问题，文化企业内部科研机构匮乏。据统计，我国文化企业内部创建科研机构的比例仅占万分之三，与发达国家60%的比例，差距悬殊实在太大。[50]除此之外，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扶持方式存在缺陷，国家重点扶持只负责科技研发，而不负责创新扩散的科研院校，对于文化企业研发的投入力度小，致使大量科研成果无法转化成文化产品，造成了科技资源的浪费。因此，如何从制度生态与科技环境上引导中小文化企业加快提升创新能力，走向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是亟须思考的现实难题。

目前，数字创意产业园区因发展重点不同主要分为文化科技园区和文化创意园区两类，同时发展具有特色化、差异化的数字创意产业园区成为新趋势，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契机下，以当地文化资源带动数字创意产业带的发展成为新的园区探索和发展模式。

一是通过加强制度创新力度，在制度创新聚焦科技创新的科研投入、企业融资、财税减免、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打破旧制度束缚，为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构建提供一个宏观的生态环境。二是加强管理体制创新，推进“政产学研”四位一体的创新主体格局构建，做好顶层设计。

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在以科技创新为主的、跨越边界的、产业融合的“互联网+”时代，在以文化创新为产业发展源头的“文化+”深度开发时代，在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人人创新时代，数字创意产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构建有利于形成“文化内容为源头、科技文化融合为主线、跨界融合为方向、资源集聚为基础”的产业链

第三章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主要结构特征图谱

第一节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主要国家和地区结构比较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印度、韩国等30个国家和地区。十年间，前30名国家和地区中出现了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新进或退出，但整体较为稳定

前30名国家和地区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总额占所有国家数量总额的比重在93%—94%，虽略有波动，但整体表现较为平稳。这一比重也说明了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基本稳定集中在前30名国家。

008—2017年前30名国家和地区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总和及占比

（二）分布版图：集中于亚洲、北美洲和欧洲，发展极不均衡

亚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最多，且上市公司数量整体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亚洲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在前30名国家和地区总量中的比重也持续走高，十年间从40%上升至50%，这就意味着亚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北美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仅次于亚洲，然而数量及占比持续走低，且缩减幅度较大，与排在其后的欧洲的差距逐渐缩小。2008—2017年欧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有小幅度的增减，整体仍呈减少趋势，但缩减的幅度不大，占比也较为稳定。

2008—2017年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洲际统计

日本、中国、韩国、印度、中国台湾及中国香港的上市公司数量总和基本占亚洲上市公司数量总和的83%—85%，因此，这6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被视为亚洲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主要阵地。在前30名国家和地区榜单中，北美洲仅有美国和加拿大两国入围，且美国凭一己之力便贡献了87%—92%的上市公司，毫无争议地成为北美洲数字创意产业的“领头羊”。国家众多的欧洲平均每年有12个国家跻身前30名榜单，而英国、法国、德国、瑞典和波兰5国上市公司数量总额便占据了整个大洲77%—81%的份额。

亚洲六国和地区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及占比

一是美、日地位稳固，中国强势跻身前三甲。凭借着其他国家难以企及的超千数量，美国始终稳居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前30名国家榜首，尽管2008—2017年上市公司数量连年递减，但短时间内还不会被其他国家超越，霸主地位仍然稳固。日本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数字内容最发达的国家，数字创意产业始终走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前列，上市公司数量一直遥遥领先亚洲其他国家，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2008—2017年日本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增长势头，发展状况良好。2008—2009年，榜单前3名被美国、日本和英国3个老牌发达国家占据。得益于国家的政策红利和互联网技术、数字技术的爆发式发展，2010年后，中国以强劲的发展速度迅速赶超英国，成功挤进前三甲，与日本的差距也日益缩小，未来几年有望超越日本。

二是韩国、印度各有特色，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稳中求进。随着数字和创意的经济重要性愈发凸显，亚洲各国和地区都加强了对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视，几大强国成果斐然，纷纷打造出了各自的名片。早在1998年就把“文化立国”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韩国，通过大力发展以影视、电子游戏为主导的文化产业逐渐成为世界瞩目的文化强国。2008—2017年，数字创意产业在韩国发展得有声有色，上市公司数量稳定保持在世界前列。作为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印度始终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锐意进取，近几年已将自身打造成世界软件强国，电影、娱乐产业也颇有成就，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数量也较为稳定，排在榜单第5名至第7名，已然成为数字创意产业的一大强国。自2002年中国台湾实行《数字内容发展强化行动方案》以来，中国台湾的数字创意产业在最近几年迎来了高速成长期，包括数字游戏、数字影像、数字音乐等在内的数字创意产业开始快速发展。中国香港地区向来是亚洲的创意中心，经过多年的发展，香港的数字创意产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在全球数字创意产业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2008—2017年三国上市公司数量均呈下降态势，法国、德国两大传统强国也逐渐被韩国、印度等亚洲发展中国家甩在身后。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欧洲各国普遍守旧，对待新生事物的态度过于传统、保守。此外，较低的人口增长率也导致新生代网民较少，因此欧洲在“互联网+”领域没有跟上美国和亚洲各强国的步伐，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也自然相对滞后。

洲际分布：北美洲稳健增长，亚洲反超北美，欧洲维持现状从前30名国家和地区的洲际分布可以看出（见图3-14），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从业人数主要来自北美洲、亚洲和欧洲。2008—2017年，北美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从业人数增长稳健，并于2008—2015年位居榜首。2008—2017年，亚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从业人数走向先缓后陡，2008—2014年从业人数稳步爬升，2015年集中发力，从业人数大跨步增长，于2016年成功超越北美，夺得头魁。相较于北美洲和亚洲的显著上涨，欧洲数字创意产业上市公司从业人数表现平稳，每年人数增减率均不超过6%。

第二节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细分行业结构比较

,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前10名细分行业的上市公司数量差异较大。十年间始终位列第一的应用软件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在829—948家，遥遥领先其他行业。互联网软件与服务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在452—559家，虽然始终居于第2名，但数量几乎只有应用软件的一半。技术硬件，存储和外设、电影和娱乐行业在259—384家，综合电信服务、通信设备、出版、广告、数据处理与外包、互联网及直销零售的上市公司数量在175—281家。

2008—2017年数字创意产业前10名细分行业上市公司数量

第四章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主要国家和地区行业图谱

第一节 美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一 企业并购趋于频繁，数创上市公司数量普遍呈下降趋势

第二节 英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2008—2017年，作为老牌数字创意产业强国的英国在八大强国中的表现却并不亮眼，两大核心行业——广告和出版行业都从巅峰位置滑落，呈现出明显的集中化、集团化趋势。

英国是在欧洲甚至世界都首屈一指的传媒大国，在作为传媒行业重要分支的广告业，英国也独占鳌头，极具话语权。经过多年的发展，全球广告业已处于行业生命周期的成熟期，广告行业景气度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第三节 德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2008—2017年，德国的广播行业和应用软件行业在细分行业中表现亮眼，折射出德国从制造强国向文化创意强国转型的趋势。

第四节 法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从数据来看，2008—2017年，法国影视娱乐行业受好莱坞电影的强势挤压，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综合电信服务行业也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市场低迷，增速缓慢。

一 影视娱乐行业：好莱坞电影大举入侵，转型迫在眉睫法国是全球最活跃的影视娱乐市场之一。2009年法国政府通过了《创作与互联网法》，并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共机构——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机构，致力于促进电影、音乐、书籍等一切形式的著作在互联网上的合法供应。版权保护之外，电影税收抵免政策以及财政支持也为法国电影在国际环境中取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有效保障。

二 综合电信服务行业：增速放缓，寒冬来袭

第五节日本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2008—2017年，日本的消费电子行业作为本国支柱性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稍显颓势，但整体地位屹立不倒。商业印刷行业则危机重重，前景并不乐观。

日本消费电子产品行业是日本工业一张亮丽的名片，涌现了一批以技术闻名的行业巨擘，如被称为日本电子产业五大巨头的日本电气、松下、富士通、夏普和索尼，日本在消费电子产业的国际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第六节 韩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2008—2017年，韩国技术硬件、存储和外设行业发展态势向好，逐渐比肩美国和日本两大强国。韩国消费电子行业在与日本的激烈竞争中站稳头部位置。

第七节 印度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影视娱乐行业、应用软件行业以及数据处理和外包行业是印度数字创意产业中的核心行业。2008—2017年，印度影视娱乐行业市场繁荣，但也存在营收和利润不对等的困境；应用软件行业发展态势平稳，已成为印度数字创意产业的名片；数据处理与外包行业体量庞大，但由于缺乏核心竞争力，该行业的未来发展之路并不明朗。

第八节 中国数字创意产业行业结构及演化趋势

2008—2017年，综合电信服务行业、软件行业、互联网及直销零售行业是中国数字创意产业中的三大核心行业。其中，综合电信服务行业在5G到来的当下，迎来重大发展机遇；软件行业发展态势迅猛，行业未来向好；互联网及直销零售行业在繁荣的局面下亟待突破盈利困难的“瓶颈”。

2008—2010年中国综合电信服务行业上市公司数量始终为4家，2011年开始增加至6家，总体变化很小，仅有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为代表的屈指可数的几家企业瓜分市场，从行业集中度来看，是典型的寡头垄断。随着移动设备的快速普及，电信业面临着被互联网业务异质替代的挑战，传统语音话务业务持续萎缩，收入结构向数字化服务业务倾斜。

第五章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的城市图谱[25]

作为核心科技和文化创意驱动的跨界产业，数字创意产业成为国家经济繁荣的发展基石，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科技标识，成为城市精神的文化符号

第一节 全球格局中的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研究脉络

学术界对数字创意产业尚未给予明确而清晰的界定。目前使用的词汇有数字文化产业、数码创意产业、数字内容产业等。国内关于数字创意产业整体层面的专题学术研究始于2004年，在2017年出现了质和量上的飞跃；研究内容聚焦“文化创意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创意、数字媒体、数字娱乐、数字媒体艺术”等关键词。与此同时，伴随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与规划，数字创意产业的基本特点、产业分类、战略地位得以确立。2016年11月29日，《“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数字创意产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7年4月文化部颁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2020年文化和旅游部颁布《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数字创意产业的规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并体现出制度创新从“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进阶。

[2]数字创意产业是一种创意内容与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新业态[3]，基于计算机处理基础，作用于人的听觉、触觉、视觉等全部感官，具有知识产权属性[4]，强调借助某种或多种先进技术、创意、文化等要素进行数字内容开发等创意活动或服务，主要集中在高度反映创意思维的领域。

第二节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的城市图谱与演化规律

从数据来看（见图5-1）,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发展进入波动震荡时期，最高峰为2013年的6085家，最低谷为2017年的5327家，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10年内降幅为12.46%。与此同时，数字创意产业占比也从11.53%下降至10.37%。究其根源，一方面，源于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甚景气和股市震荡，全球经济发展陷入胶着态势——结构性改革滞后、有效需求不足、贸易战等多重因素导致经济增长动力减弱，新旧动能转换面临挑战，经济驱动力不足。另一方面，源于数字创意产业内部的行业调整所产生的震荡，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新兴行业，在产业初期内部的资本整合与行业并购案，导致全球性的数字创意企业数量下滑。

2008—2017年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公司数量及演化

前三甲东京、中国香港、首尔排名稳定，其中北京从2008年的第7名上升至2017年的第4名，在10强城市中增速最快。总体而言，10强城市大多是国家乃至国际文化创意中心，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优势显著。第二梯队共有5座亚洲城市、3座欧洲城市、1座美洲城市、1座大洋洲城市，均是各个国家的经济中心。其中上海增长速度最快，从2008年的第28位跃升至2017年的第15位。与上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黎，从2008年的第10位下滑至第18位，究其原因，与其主导产业定位及其互联网关联产业较弱有关。第三梯队城市多是资源丰富且历史悠久的文化城市，如米兰是意大利的时尚创意之都，印度的海得拉巴（Hyderabad）以其富饶的历史和建筑、手工艺、历史文化遗产而著名，墨尔本则是澳洲文化与工业中心，其艺术、音乐、电视制作、电影等潮流文化均享誉全球。

2008-2017年全球30强城市数字创意产业公司数量排名

2008-2017年全球30强城市数字创意产业公司数量排名续表

从营收指标来看（见表5-2），亚洲城市占据全球数字创意产业的半壁江山，其中日本东京处于绝对优势。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城市前10强中，50%为亚洲城市，其营收占总营收的61.78%，支撑起全球数字创意产业营收的半壁江山。其中日本仅东京入选，公司数量上独占鳌头的东京在营业收入上同样遥遥领先，占总营收比例为29.54%，成为全球数字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城市。韩国水原（Suwon）名列第5名，其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雄厚，主要产业涉及电子、电器等，科技巨头三星电子最大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均坐落于水原。此外，美国有4个城市上榜，分别是纽约、库比蒂诺（Cupertino）、达拉斯（Dallas）、帕罗奥多（Palo Alto），占总营收比例为31.84%，位居国家排名第一。其中，库比蒂诺及帕罗奥多均坐落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湾区，皆是硅谷核心城市，库比蒂诺是苹果公司（Apple Inc.）、赛门铁克（Symantec）、MySQL AB与Zend公司等大公司总部所在地。

亚洲城市彰显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优势，在当前亚洲各国大力支持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区块链新技术发展的政策背景下，数字创意产业将爆发出持续的发展潜力。

2008-2017年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城市分布营业收入前30强及排名

第三节 基于区位熵的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集聚规律

为对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的集聚格局进行系统把脉，本书采用区位熵（Location Quotient,LQ）来测度区域聚集和专业化程度。区位熵是由哈盖特（P.Haggett）提出，反映某一区域专业化水平的指标，即“某个部门（产业）在某区域所占的比重与同一部门（产业）在全国/全球的比重之比值”[16]，能对不同地区某一产业集聚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区位熵的计算公式为：

LQij是j地区的i产业在全国的区位熵，qij为j地区i产业指标；qj为j地区所有产业指标；qi指在全国范围内i产业指标；q为全国所有产业指标。LQij值越高，表明该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一般来说，当LQij＞1时，认为j地区经济在全国具有优势；当LQij＜1时，认为j地区经济在全国具有劣势。[17]区位熵在产业层面的统计数据获取容易，计算方法简单易行，能较好地直观反映地区层面产业集聚水平。

一 企业数量维度：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集聚谱系形成

区位熵在1.5—2区间共有16座城市，中国（不含港、澳、台）占据3席——杭州（1.98）、深圳（1.93）及广州（1.75），其原因在于具有较好的互联网产业基础，汇聚阿里巴巴、腾讯、网易等知名数字创意企业，为数字创意产业的崛起奠定产业基础。与此同时，印度海得拉巴、法国巴黎、澳大利亚墨尔本、美国西雅图、英国伦敦也均呈现出明显集聚优势。

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数量区位熵前50强

二 营收指标维度：全球城市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的差异格局成常态

三 洲际比较维度：结构分化态势与高度集聚优势并存

洲际城市数字创意产业企业数量集聚与营收集聚对比

第四节 全球数字创意产业集聚语境下的中国创新路径

在数量维度，香港、北京、台北、新北、深圳、上海、杭州、广州等城市均上榜百强名单。其中北京处于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第一梯队，企业数量及营收均居中国城市首位；上海作为世界六大城市群之一的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在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中并未占得先机，相较于国际城市群的其他城市，上海的数量区位熵仅名列第46位，营收区位熵也较低，与上海建设国际大都市和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定位还有较大差距；上海周边城市如杭州、苏州在互联网及创意产业上发展较好，意味着长三角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相较之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香港及澳门等核心城市的集聚优势显著，应继续推进与港、澳、台地区的数字创意产业协同发展。总体而言，中国城市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优势在于企业基数大，部分城市群的数量集聚度高，但与美国核心城市相比，企业巨头缺乏与营收总体实力不足的弱势明显，距离国际一流城市尚有落差

在全球数字创意产业头部竞争态势中，我国尚处于全球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的后端，在分布结构上城市间协同效应不显著[21]，亟待不断提升集聚水平和集聚质量以及优化产业价值链。

中国城市数字创意产业数量区位熵与营收区位熵

二 跃升路径：中国数字创意产业集聚优化及其价值链跃升

其一，强化北上广深核心城市聚焦优势，推动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和城市经济增长相辅相成，在产业集聚下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与扶持制度的叠加带来城市经济规模报酬的递增变化，从而全面推动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当下我国数字创意产业正处于发展期，亟须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

一是优化数字创意产业相关的制度体系，推动数字创意产业多元化多层次集聚

二是将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宏观政策体系与城市发展规划并置，推进三方协同发展。当前国内文化政策体系众多，加之各个城市的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繁杂且具有交叉性。鉴于此，应确定各个规划的优先层级和先后次序，以顶层设计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指导方向，以城市发展为建设指南，以培育数字创意产业主功能为核心

。三是厘清北上广深核心城市的发展痛点，推动城市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差异化定位。北上广深作为中国最高能级城市，不应陷入同质化发展陷阱，而应根据各城市文化生产要素禀赋状况、文化科技资源的开发潜力以及新兴产业布局

其二，利用AI+5 G深耕“科技+创意”，助推我国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攀升

其三，加强数字创意产业竞争力，推进产业集聚向创意集群与产业集群协同进化。数字创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还停留在产业集聚状态，加快助力产业集聚进化为“产业集群”和“创意集群”是关键。

其四，优化城市布局和治理能力，探索城市治理与数字创意产业联动方略。

第六章 城市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格局

第一节 城市视角下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分工

对数字创意产业细分领域如游戏[22]、动漫[23]、创意设计[24]、网络文学[25]等的价值链研究正日益增多，但从整个产业层面，对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臧志彭认为，数字创意产业是内容、技术与制度三维协同创新驱动的新型业态[26]，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从上而下可分为三个层次（见图6-1）：数字创意内容生产（核心层）、传输通道和消费平台（中间层）、技术开发（第三层）。[27]

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环节及细分行业部分列举

第二节 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全球城市集聚格局

一 广告服务业：东京、伦敦集聚效应显著，城市梯队特征明显

广告服务业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传播媒体的进步而逐渐兴起，整合营销传播和数字传播技术则进一步推动其从内容到模式的重构与转型，在引导消费生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28]2008—2017年共有2220家披露营业收入的广告服务业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全球114个城市中，总营业收入约为8005.45亿美元，均值约为3.61亿美元。对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14座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广告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明显，尤以东京、伦敦为首。东京以379家企业的集聚和3789.31亿美元的营收总值收获“双料冠军”，堪称广告服务业的“超级巨头”；伦敦以235家企业的集聚和1230.28亿美元的营收总值双双位列第2。

2008—2017年全球部分城市广告服务业上市公司数量

泰国首都曼谷跻身第一梯队，堪称广告服务业“大城”。近年来泰国广告异军突起，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广告服务业中都居于领先地位，多次荣获“世界五大广告奖”（克里奥国际广告奖、纽约广告奖、戛纳广告奖、伦敦广告奖、莫比广告奖），兼具创意性与剧情性。坐落于泰国曼谷的广告公司众多，包括国际知名广告公司如智威汤逊（J.Walter Thompson,JWT）、电通集团（Dentsu Group）、李奥贝纳（Leo Burnett Company Inc.）等，以及泰国本土著名广告公司如CJworx、SOUR、Illusion等。

二 广播电视业：亚洲城市集聚较多，德国城市居特斯洛遥遥领先

[29]从数据来看（见图6-3）,2008—2017年广播电视业共有1330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全球95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为11095.32亿美元，均值约为8.34亿美元。在对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14座城市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整体分布较为均匀，数量差距不太大，亚洲城市相对集聚较多，如前三名城市：东京88家，首尔75家，曼谷60家。

2008—2017年全球部分城市广播电视业上市公司数量

表6－1 2008—2017年全球广播电视业营收均值前10强的城市情况

三 有线和卫星电视业：产业面临转型升级，头部城市“以少胜多”

2008—2017年有线和卫星电视业的582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全球65个城市中，总营收收入约为9575.69亿美元，营收均值约为16.45亿美元。披露营业收入且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仅有5座城市，其中，孟买数量最多，为34家

前五名城市有美国的埃尔塞贡多、纽约和贝斯佩奇，英国的艾尔沃思，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其企业数量均不超过10家，可谓“以少胜多”，更见其经济实力

四 影视娱乐业：孟买集聚最多，纽约实力最强

从数据来看（见图6-5）,2008—2017年共有3034家影视娱乐业公司分布在全球149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12122.03亿美元，均值约为4.00亿美元

孟买是印度的商业和娱乐业之都，是印度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也是印度最大的电影城宝莱坞的大本营。印度的大牌电影演员、主要电影明星都居住在孟买，相当一部分最具代表性的印度影片就在这里生产。韩流（K-wave or Hallyu），即韩国流行文化，如电视剧、电影、流行音乐、时尚和网络游戏等，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对改善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有极大的正向作用。当前韩国约有1000家娱乐机构[34]，韩国“三大娱乐公司”即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韩国YG娱乐有限公司、韩国JYP娱乐有限公司的总部均位于首尔。作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创意中心，中国香港的影视娱乐上市公司数量较多，除了产业基础稳固外，还与资本环境良好、上市政策优惠、文化包容性高等因素有关[35]，未来将充分借助香港影视人才优势，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影视创作生产。

从影视娱乐业的营收总值和均值排名来看（见图6-6），发现前两名城市位次不变，纽约稳居第1，巴黎位列第2。纽约的影视娱乐业上市公司数量和巴黎不相上下，但却以5022.72亿美元的营收总值和106.87亿美元的营收均值远超巴黎，堪称绝对的“超级巨头”。纽约的百老汇是美国戏剧和音乐剧的重要发扬地，也是美国现代歌舞艺术和娱乐业的象征。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传媒娱乐产业全球重要市场研究报告》，当前美国将纽约作为产业布局的核心之一，并根据拍摄设备、拍摄激励以及电影、电视剧和数字流媒体内容等维度，高度细分出了多个产业中心，已然成为全球影视娱乐市场的产业引领者。[36]

全球影视娱乐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两名城市

五 出版业：伦敦集聚效应最显著，巴黎产业实力最强

[37]从数据来看（见图6-7）,2008—2017年出版业共计2163家公司分布在全球150个城市中，营收总值约9449.18亿美元，均值约为4.37亿美元

六 家庭娱乐软件业：中日韩优势明显，法国蒙特勒伊实力突围

2008—2017年家庭娱乐软件业共有981家公司，分布在全球63个城市中，总营收约1439.91亿美元，均值约1.47亿美元。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有11座城市，其中，中国城市有5座，分别是台北、上海、北京、新北、深圳。

法国的蒙特勒伊以156.4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3，更以15.64亿美元的营收均值雄踞第一，以将近两倍的姿态“完胜”位列第2的日本大阪，表现出强大的产业实力。总部位于蒙特勒伊的育碧娱乐软件公司是一家跨国游戏制作、发行和代销商，旗下拥有丰富多元的全球知名品牌，代表作品有《雷曼》《刺客信条》系列等。育碧在和各老牌游戏公司合作的基础上，也在不断拓展业务，推出新产品，加强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

第三节 数创产品传输流通行业全球城市集聚格局

一 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东京集聚效应强，深圳产业实力强

位列第1的东京有884家，远远超过全球其他城市；公司数量在100家以上的城市共有5座：华沙、伦敦、首尔、悉尼、北京；其他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均不超过100家。

反观中国深圳和德国蒙塔鲍尔，这两座城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均不超过20家，但营收总值分别位列第2、第3，均值又分别位列第1、第2，其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其中，深圳的营收总值是蒙塔鲍尔的3倍多，均值是其近2倍。深圳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内互联网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目前已建成互联网产业园区14个，三网融合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并聚集腾讯、华为、迅雷网络、思贝克等知名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公司。据统计，深圳从事互联网的主体已达96000多家。2014年全市互联网产业增加值实现571亿元，比2013年增长了15.3%。[42]

二 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东京集聚优势尚未形成，西雅图实力最强

作为直销业起源地的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市场。美国直销协会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直销行业销售规模维持较高水平，全年总销售额为349亿美元。[44]在2008—2017年全球城市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10强中，美国城市西雅图总值、均值都高居第1位，圣何塞总值、均值都位列第3，排名靠前且稳定。亚马逊是美国最大的一家互联网直销零售公司，总部位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而加利福尼亚州的圣何塞被誉为“硅谷之心”，世界知名的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电子商务公司易贝（eBay）即坐落于此。

2008—2017年全球城市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10强

三 电信服务业：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迅速

（三）无线电信服务业：东京、中国香港产业体积大，纽伯里、巴斯金里奇营收均值高

第四节 数字创意设备制造业的全球城市集聚格局

一 消费电子产品业：中国城市集聚明显，惠州发展亮眼，日本行业实力最强

中国城市的企业数量排名靠前，然而观察消费电子产品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五强（见表6-10），仅有惠州入围，总值排名第5位，均值排名第6位。广东省惠州市是全球最大的电话机、彩电、激光头生产基地，亚洲最大的组合音响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汽车音响、DVD、手机生产基地之一，培育了TCL、德赛、华阳、侨兴等一批全国知名消费电子产品企业；另外还引进了美国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 Company,GE），日本索尼（Sony Corporation），韩国三星（Samsung）和乐金电子（LG Electronics），荷兰皇家飞利浦（ROYAL PHILIPS）等跨国公司在惠州合作生产与经营。

二 技术硬件、存储和外设业：中国台湾表现瞩目，韩国水原和美国库比蒂诺实力最强

第五节 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城市地位

在核心层的数字创意内容生产行业，其一，中国香港和北京上市公司数量优势明显。如中国香港有160家广告服务业上市公司，位列第3；北京有71家，位列第6。中国香港有212家影视娱乐业上市公司，位列第3；北京有147家，位列第5。中国香港有100家出版业上市公司，位列第3；北京有51家，位列第7。其二，中国城市的家庭娱乐软件业相对实力较强。观察家庭娱乐软件业的营收总值和均值发现：从总值来看，上海以153.97亿美元位列第4，北京以56.92亿美元位列第6，台北以41.49亿美元位列第7，高雄以36.34亿美元位列第9；从均值来看，高雄以3.63亿美元位列第6，上海以2.48亿美元位列第7。

在中间层的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类行业，其一，深圳互联网软件与服务业发展迅猛，以1039.7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2；以64.98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1。其二，北京、中国香港、广州的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发展较好。在2008—2017年全球城市互联网与直销零售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10强，北京以1760.40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2，以33.85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10；中国香港以1080.55亿美元的营收总值位列第4，以120.06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2；广州以39.98亿美元的营收均值位列第9。其三，中国香港的电信服务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多。中国香港共有41家非传统电信运营商业上市公司，55家综合电信服务上市公司，48家无线电信服务业上市公司，数量排名均为第2位。

在支撑层的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其一，消费电子产品业中国城市的企业多而不强。在16个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中有10个都是中国城市，其中，香港以128家企业位列第1。然而仅有惠州进入消费电子产品业营收总值和均值前五强，总值1209.76亿美元，排名第5位，均值75.61亿美元，排名第6位。其二，中国台湾的技术硬件、存储和外设业较为发达。30个上市公司数量在20家以上的城市中，中国城市占14席，仅台湾就有新北、台北、桃园、新竹、台南、竹北等城市入围。

总的来说，中国城市的创意内容竞争力明显不足，广播电视业、有线和卫星电视业、影视娱乐业、出版业与欧美国家均有不小差距。虽然某些城市具备一定的行业影响力，但对于形成与欧美数创相抗衡的全球竞争力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城市在第二层的数字创意产品传输流通类行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线上线下软硬件媒介载体，但电信服务业与美国、英国、日本相比仍处于劣势。中国城市在数字创意设备制造行业的集聚特征明显，中国台湾优势突出，但总体处于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的末端。

二 中国城市地位的升级战略（一）继续发挥城市自身现有优势

（二）基于价值链进行城市升级

（三）重视核心城市，推动城市群发展

第七章 典型行业：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图谱[20]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城市向知识经济城市的逐步转型，西方对“知识型城市”（KC）的兴趣越发浓厚，而新经济的出现，特别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勃兴，成为西方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支撑力量，[1]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文化产品和服务在工商业层面上的创造、大规模生产和分配的综合过程[2]，成为知识经济下的主要门类。[3]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数字电视、移动手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盛行促进了文化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也给数字媒体产业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4]，数字媒体产业逐渐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行业，也越来越影响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地位。[5]数字媒体产业的基本特征是数字化，其中数字媒体技术有收敛性、超文本性、分布式、普适性、算法性、非对称性、短暂性和永久性并存等特征。[6]

第一节 基于区位熵的全球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格

1.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于资源禀赋的国际性大城市\

2.欧洲与澳洲的城市数字媒体产业集聚度高

3.中国深圳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营收区位熵值中居首位

第二节 全球城市群视角下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演化机理

第三节 中国城市在全球数字媒体产业集聚格局的定位

第八章 典型区域：“一带一路”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图谱[21]

第一节 比较维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字创意产业集聚现状

一 数字创意产业规模逐步扩张，中国居于龙头地位，印度紧随其后

第二梯队是中国香港、波兰、马来西亚、以色列、泰国、新加坡，上市公司数量在50—250家；第三梯队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为代表，其上市公司数量在50家以下。所处梯队的差异反映了“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规模和数字创意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第二节 集聚规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数字创意产业集聚演化

第三节 发展路径：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不断攀升的革新策略

尽管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主要还是加工制造型创意经济与发达国家发展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网络文学、游戏、直播、动漫、电影、VR等数字创意产业细分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而言，中国在数字创意产业全球价值链中尚处于劣势位置。

第九章 典型城市群：世界湾区数字创意产业集聚图谱

第一节 湾区城市群与数字创意产业集群：融合共生机理

第十章 未来演进：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产业智能化创新